1960年，我二哥读高二，三哥读林校，我也考入了盘山县第六中学。在那个年代，一家有三个孩子在县城读书，是值得庆贺的事。但别忘了，这可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，每人每天3两毛粮，温饱都是大问题，还奢望读书？社员苦干一年，到年底还得往生产队交钱。况且，我家距县城20公里，若读书，只能住宿。（因我家有三个孩子同时在县城读书，所以都能享受二等助学金。尽管如此，每人每月还得交6元钱的伙食费。我们哥仨加起来，就是18元。）这每月18元的伙食费，在我家就是天文数字。这学还上不上？父亲坚地定说：“书必须读，一个都不能辍学”。

    说上学容易，这伙食费从哪来？父亲的策略是：艰苦奋斗，自力更生，求借乡亲。我家住县城西南，离大苇塘约8公里。当时，苇塘里除生长芦苇，还出产刚草。（这种植物高约1.5米，既坚韧，又柔软，能加工成各种规格的绳子，是老天赐给家乡人搞副业的好原料）。为了能搞副业整点钱，父亲就借来一台破旧的脚蹬打绳机。白天没时间，晚上，就和我大哥一起干到半夜。我们周六回家，晚上搓细刚草绳，白天打苇帘。每到冬天，二哥都是周日到苇塘把刚草拔回来，周一凌晨一点起床，挑着六、七十斤重的刚草，步行20公里，赶到县城，在早市上卖。他的伙食费基本上做到了自理。实在挣不到钱了，父亲就向乡亲们求借。父亲的人缘极好，每次开口，都没落到空地上。就这样，张家5元，李家10元，乡亲们的帮衬成了我们度过读书难关的重要原因之一（我们兄弟读书时借的债，直到1969年才还清）。

在我读初中的三年中，有两件事一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第一件是1962年的冬天，特别冷，北风烟雪，滴水成冰。但不管多冷，农村壮劳力都必须到外地修建水利工程，名曰“搞河网化”。父亲是1949年入党的老党员，一直在村里担任副书记兼副大队长。父亲工作能力强，群众威信高，这出工带队的工作，父亲包下了。大家看父亲衣着太单薄，经村委会研究，借给父亲40元钱，让他买件皮袄御寒。可第二天，父亲就赶到县城，给我们兄弟三人交了两个月的伙食费。第二件事是1961年秋天，我没能及时交上伙食费，饿了两天。实在坚持不住，就用仅有的两角钱买了个红了籽、紫了皮的大茄子充饥。第三天天刚亮，我正想打道回府时，父亲就步行20公里赶到学校，给我送来了伙食费，还有3个散发着体温的鸡蛋。看着父亲满是汗渍、灰土的脸和坚定、期待的眼神，我硬是忍住眼泪，把“不念了”那三个字咽了下去。而且，从那件事以后，不管是晚上饿得睡不着觉，半夜冻得腿抽筋，还是穿得破旧，惹同学们讥笑，我从来没想到过“辍学”那两个字。坚持读完了初中，并顺利考入营口师范。在1960—1963年那个最困难时期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，能同时供三个孩子在县城读书，这简直是奇迹，可父亲做到了，但他从来不说自己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累，遭了多少罪。正是父亲的坚定信念和吃苦精神，让我们兄弟有了精彩的人生。

榜样引领后辈，家风成就人生。是父亲的言传身教，让我们全家人大受裨益。在我的子侄辈16人中，有共产党员7人，大专2人，本科4人，硕士1人，有国家公务员7人，有5人担任不同的领导职务。我们全家50多口人，个个都奉公守法，爱国敬业，在各自岗位上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

2002年，在庆贺父亲九十大寿的宴会上，父亲还谆谆告诫全家人；要感恩社会，忠厚待人，读书兴家，吃苦是福。父亲虽然辞世了，但他开创的家风，已深深地植根于我们心中。